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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聊城:山左名区 商贾云集

  明清时期,聊城迎来了商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达到繁荣之顶峰。据山陕会馆碑刻《钟鼓楼序》记载,“东昌为山左名区,地临运漕,四方商贾云集者不可胜数。”大量人流、物流、商品流、文化流在聊城的汇聚,刺激了聊城商业持续繁荣,成为名震山东的“江北都会”,这与其营造的“招商”环境密不可分。

  一、构筑交通网络。明清定鼎北京,需要将南方大批的漕粮与商货输往京城,而聊城正处于南接江浙,北通京津的关键位置,抓住这个时机,聊城构筑了集水路、陆路和码头于一体的交通网络。

  1、水路。会通河开通后,大运河的意义不仅仅限于漕粮的运输,而且为聊城城市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由于京杭大运河为南北交通的生命线,官方制定了严格的保运政策,使周边的自然河道为其提供充足的水源,形成了以运河为主干,各自然河道为分支的便利水路交通网。

  2、陆路。明清之前,陆路是聊城与外部交流的主要途径,元代了形成东西、南北大干线,保证了聊城与周边各州县之间的畅通。明代贯穿聊城南北的陆路交通线更为重要,南至两广。清代的陆路建设更加完善,可谓四通八达,据光绪《聊城县乡土志·地理》记载,聊城与东昌府各县、省城之间的道路畅通,且为“大路”,到北京的“水路一千四百里,陆路九百四十里”,陆路比水路节省460里;到江南的“水路一千九百七十五里,陆路一千五百四十里”,陆路比水路节省435里。除此之外,还形成两条主要路线,一条是南北走向的“广东官路”,它是京城通往南方各地的大道,自北可入福州官路,南行可经安徽到江西、两湖、两广。因为外国使节入京多走此路,故又称其为“使节路”。

  3、码头。聊城以运河码头为起点或终点的道路很多,直接沟通了运河区域各州县、城镇与乡村之间的联系,使其成为“物流中心”。明清时期,东昌府境内有记载、可考证的码头有张秋码头、七级码头、聊城大小码头、临清三元阁、启秀楼码头。其中,聊城大码头为东昌府境内最早的官用码头,时称崇武驿大码头,巨贾富商之船多停泊于此,加之南来北往的漕船络绎不绝,停泊待卸的商船绵延数里,轴舻相连,帆樯如林,宛如一幅宏丽壮阔的图画,聊城古八景之一“崇武连樯”即是对当时大码头繁荣的生动描绘。码头的存在,使得许多道路继续延伸,通往距离运河更远的地区,东行经茌平达济南,西行过冠县、南馆陶越漳卫河进入河北省,扩大了运河交通的辐射力。

  二、借助漕运政策。明清时期,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漕粮运输组织,每年将漕粮准时足量地通过运河运往京城,有漕各省均建有征收、运输、储存漕粮的机构遍布于运河重要市镇。自明代中叶起,朝廷规定可以附载其他货物,即所谓“土宜”,免征税钞。漕运政策“土宜夹带”的放宽,有力地促进了城镇商业发展。清代以来,沿袭明代的漕运政策,由于运军几乎全是“赤贫穷汉”,一年工银仅为六两(《皇朝经世文编》),其经济状况更为惨烈,难以维持生计,故清政府进一步放宽漕运政策,雍正以后,漕船夹带私货的数量由万历年间的60石增加到100石、126石(光绪《大清会典事例》),道光年间增至180石。南返空船,每船附带的北方土产货物大体在500石左右,其中免税货物为60石,后来增为84石(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当时,负责漕运的兵丁及民夫等形成一个独具特点的社会消费群体,他们在聊城运河沿岸的市镇码头停泊逗留、贸易消费,吸引了许多行业的人们来运河城镇经营谋生,对运河城镇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聊城抓住漕运政策放宽的机会,加速了城市商业的发展。

  三、打造清廉政府。康熙《聊城县志·建置志》记载了明清两代的东昌府衙、聊城县衙设在城内楼西大街和道署街,军事机构如平山卫、东昌卫先后设在楼北大街和考院街,司法机构如明清布政司、按察司设在古城内。其特点是相对集中,布局规整,与商业区空间分隔井然。宣统《续修聊城县志》记载,康熙帝曾六次过东昌,乾隆帝东巡、南巡,九次驻跸聊城,五次登光岳楼,前后作诗13首。两位皇帝每次过东昌经府城,均有蠲恤记载。据刘洪山先生讲,清代至民国时期,在聊城太平街西首运河岸上,有一座康熙五十一年立的“免税碑亭”,上刻“今日无税,明日有税”的圣旨。“御赐免税碑”使聊城享有特权,更促使外地客商来聊城谋利(金紫垣、胡国典、刘伯纪《聊城四大书庄》)。聊城虽为“东郡之附郭”,“漕挽之咽喉”,却没有官方设置的钞关,也没有税课司。据有关资料记载,一般古城门均设有守门官,守门官的作用之一是对进城经商的人员收税,聊城古城虽有四个大门,但是目前没有资料考证有守门官收税。

  四、营造文化氛围。随着运河的畅通,聊城的文化教育也呈现出融汇、繁荣局面。据县志记载,东昌府清代建有书院18所,其中聊城县7所。聊城私人藏书业飞速发展,出现了文化繁荣的代表——海源阁。除此之外,有些官员颇具才气,著书立说的欲望和需求较为强烈,县衙官员与聊城刻版印书坊合作的典故层出不穷。光绪年间,在聊城县衙供职的绍兴人许思湄编写了《聊摄丛谈》一书,并由“文英堂”刻版出书,一套四本,仅售一吊钱,颇为畅销。光绪七年,一位叫邹乐生县衙官员也是绍兴人,编写了《想当然耳》一书,由“聚锦堂”刻版印书,也是很受欢迎(于朝臣《聊城县衙门回忆》)。从这里可以看出,聊城文风兴盛、官员喜好著书立说,从侧面促进了聊城刻版印书业和笔墨纸张业的发展。清康熙、嘉道年间,聊城就成为全国刻书、印刷中心之一,鼎盛时期有大约二十多家书坊,年总销书量约计不下30万部(吴云涛《聊城刻书与出版业的兴衰概况》)。随着文化空前繁荣,毛笔用量大增,聊城的制笔业应运而生。明代初期,聊城始有生产毛笔的私人作坊。明朝中期已十分兴盛,至清朝康熙、乾隆、道光年间(1662-1823)仍然相当兴旺。因此,时有“东昌作坊,书笔两行”之说。

  明清时期,聊城在便利的交通运输、宽松的漕运政策、清廉的政治环境、浓厚的文化氛围和悠久的淳厚之俗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营造了良好的商业发展环境。即便是通航中断后,与外界贸易往来减少,但是通过陆路开展的转运贸易并未完全阻断。据宣统《续修聊城县志·方域》记载,“今虽漕船不通,再盛莫继,然由海艘南贩,仍复不少。他若瓜子、槐花、槐豆、杏仁、炭灰、萝卜干、菟丝子,亦各装大包,一同南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还认为聊城是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其店铺可与天津和上海相媲美([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史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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