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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党内“二把手”刘少奇并非毛泽东选定接班人

  本文来源:人民网,作者:马云飞,原题为:《党内“二把手”刘少奇并非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

  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成为中共领导核心后,通过长期观察和实践检验,得出“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的判断,得到党内高级干部的一致认可。特别是1937年白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对以前白区工作上的“左”倾错误的尖锐批评,和六届六中全会上刘少奇强调独立自主、反驳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观点,毛泽东给予高度赞赏和支持。刘少奇从此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刘少奇一直是排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二把手”。他几乎参与了党中央的所有重大决策,在毛泽东不能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代理主席职务,在中央工作分为一线二线后主持一线工作。但不能因此认定他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1961年毛泽东同蒙哥马利的谈话中说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应更多地是出于外交策略考虑。

  一、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选择了刘少奇

  1943年3月20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中共组织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共领导核心层作出重大调整:作为日常工作决策机构的中央书记处由原来的七人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几经变化。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设立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遵义会议增加毛泽东、王稼祥为书记;1937年12月会议又增加王明、康生、陈云为书记。1941年8月27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以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王明、陈云、何凯丰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参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缩减至三人,即由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刘少奇、任弼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同时,毛泽东、刘少奇分别担任政治局新成立的两个办事机构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的书记。刘少奇还参加军委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之一。

  这次会议形成的格局,成为两年后在党的七大上正式形成“毛刘周朱任”中央领导核心的雏形。而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刘少奇在党内地位的大幅度提升: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层,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此前,刘少奇在党内的职务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华中局书记。

  探究刘少奇1943年得以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原因,是理解刘少奇后来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必要前提。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选择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那么,刘少奇进入中央核心层则是毛泽东的选择,是毛泽东对他的赞赏和倚重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重回中央领导岗位并逐步成为领导核心后,由于党内思想路线并没有彻底解决,“组织问题也没有提出”,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层的人员构成虽几经调整,还基本延续了长征前的状况,“教条主义宗派”在党内还有相当市场。1937年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这种情形又有了明显的加剧,“教条主义宗派”在党内一度又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形成了“两个中央”的不正常状况。毛泽东曾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过:“十二月会议指1937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我是孤立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81页。他还对当时去看望他的李维汉抱怨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页。)

  党的中央领导核心层的这种状况,毛泽东显然是不满意的。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党内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强烈地感到有必要“改造中央”。毛泽东在1943年九十月间政治局召开的批判王明错误路线的会议上回顾六届六中全会前后的情况时,曾明确表达了他的不满:“现在的中央是以王明、博古时代为基础的。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还有五个人,只有少奇同志此处毛泽东记忆有误,刘少奇在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而非中央委员。和我是受他们反对的,其他是拥护王明、博古路线的。要改造中央,就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9页。)

  “改造中央”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除在党内进一步分清政治路线是非、转变高层领导的思想观念外,组织上的调整也是一个必要步骤。为此毛泽东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选择。经过长时期的观察和实践的检验,刘少奇进入毛泽东的视野。

  从现存文献看,从1936年长征结束到1942年底刘少奇从华东回到延安,毛泽东在不同场合谈论党内问题时涉及到对刘少奇的评价至少有四次。

  第一次是1937年五六月间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上。

  白区工作会议是紧接苏区代表会议(又称全国党代表会议)之后为统一党在白区的斗争方针而召开的,在会上出乎意料地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是刘少奇首先引起的。

  刘少奇长期在白区工作,并担任过中央处理顺直省委问题特派员、满洲省委书记、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刘少奇又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被派往中共北方局,担负起指导北方白区党的工作的重任。在长期的白区工作中,刘少奇深切感到,八七会议以后,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在白区的工作长期存在着一种“错误的恶劣的传统”,“是一贯地犯了左倾冒险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于是,他于1937年二三月接连给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写了四封信,尖锐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要求中央切实加以改变。

  这次利用回延安参加白区工作会议这一难得的机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再次阐述以上观点。然而,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并不接受刘少奇的观点,与会的多数来自白区战线的同志也不赞同,当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反对意见在会上一度占了上风。

  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却深感刘少奇的发言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是带有全局性的,不仅在白区存在,在全党都严重存在着。仔细听了几天会议上的争论后,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旗帜鲜明地支持了刘少奇的意见:“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又说:他提出的问题“基本上是对的,是勃勃有生气的。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毛泽东1937年6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转引自金冲及:《刘少奇与白区工作会议》,《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

  毛泽东的发言,不仅支持了刘少奇的观点,对扭转会议气氛“起了举足轻重的定音作用”(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而且在党的会议上对刘少奇个人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在毛泽东的领导风格中是异乎寻常的,在党的高层干部中留下深刻印象。

  耐人玩味的是,毛泽东也在发言中对刘少奇有所批评,除指出刘的发言把问题扩大化一般化了、过于强调主观能动性、有时忽视了“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外,还提到刘的思想方法问题:认为刘有“非辩证的发展观,似乎一无变化只是直线发展的观点”(毛泽东1937年6月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转引自金冲及:《刘少奇与白区工作会议》,《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这里,除毛泽东有意缓和问题的尖锐性,以便为参会人更容易接受的因素外,对刘的弱点的认识也是洞察和深刻的。毛的评语对后来的研究者客观深入地了解刘少奇的思维特点和办事风格应该有所启示。

  第二次是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

  六届六中全会被毛泽东称为是“决定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的会议。)

  刚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在全会召开之前的政治局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的指示意见,结束了自1937年底开始的长达数月之久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混乱状况,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重新得到确立,并初步开展了对王明等人错误路线的批评。

  在这次会上,刘少奇作了抗战以来北方局工作的报告,强调在华北独立自主开展游击战的必要性,反驳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观点。并且针对王明不服从中央命令、同中央分庭抗礼的行为,提出“党内要制定一种党规”,“在组织上、党规上保证党的团结,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09页。)邓力群曾评价说:“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用实践来批评王明的,第一个是刘少奇。”(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第40页。)刘少奇的报告和提议得到毛泽东的极力赞成,建议“在六中全会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90页。)。于是全会委托康生、刘少奇、王明三人组成中央工作规则起草委员会完成这项工作,而实际工作则放到刘少奇身上。

  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三个文件提交全会讨论通过,刘少奇并在会上作了《党规党法的报告》,对文件作了说明。在会议结束前所做的结论中,毛泽东再次提出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问题,赞成刘少奇的意见,称赞说:“刘少奇同志说得很对。”(《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

  在这次扭转局面的会议之后,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肩负开辟华中敌后抗战新局面的重任,深入敌后,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第三次是在编辑《六大以来》和1941年“九月会议”期间。

  《六大以来》是我党系统编辑的第一部党的历史文献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工作,时间大约在1940年下半年到1941年年底。

  编辑这部文献集的最初动因,是为原计划于1941年上半年召开党的七大而做的材料准备(七大原定议程中有一项是总结六大以来的历史经验)。后在1941年八九月间,毛泽东在编辑审核这些历史材料时,深感有必要在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辨别路线是非、认清错误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危害,于是决定汇编成册,供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史用。同时决定在9月召开政治局整风会议(史称“九月会议”),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

  “九月会议”一共开了五次,分别是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这几次会议,“拉开了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的帷幕”(《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3页。)。

  后来写入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的提法,就是在这期间提出的。

  据担任“九月会议”记录的胡乔木回忆,“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这个提法最早是陈云提出的。陈云在9月11日会上说:“过去十年白区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在刘少奇、刘晓同志到白区工作后才开始转变。刘少奇同志批评过去的白区工作路线是错误的,现在检查起来,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中的正确路线。”《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8页。胡乔木还回忆说:“这个话除他以外,中央没有人好说。毛主席不大了解白区工作情况,陈云同志与少奇同志工作联系多,其他人如博古等更不可能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8页。)胡乔木的后一段话似有可商榷之处。陈云在会上讲过“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的话是无疑的。陈云长期在白区工作,并在临时中央认为刘少奇是“右倾机会主义”而撤了刘的中央职工部部长后接任该职,对党的白区工作有相当了解,是有资格讲这样的话的。胡乔木作为这次会议的亲历者回忆也应是无误的。但如果说这样的话除陈云外“中央没有人好说”,毛泽东“不大了解白区工作情况”也不好说,则有点武断了。笔者认为,“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这个结论应首先出自毛泽东。理由如下。

  其一,前面讲过,1937年白区工作会议毛泽东是全程参加了的,并在会上鲜明地支持了刘少奇的观点,对刘少奇在白区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应该说,毛泽东通过这次会议,对党的白区工作和刘少奇本人有了深刻了解。

  其二,在编辑审核《六大以来》的过程中,毛泽东认真研读了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献。在这批文献中,有关党在白区工作的文献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仅就刘少奇写的文章来看,《六大以来》共收入刘少奇署名文章七篇,其中专门论述白区工作的就有五篇,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的代表作基本收入了。

  胡乔木曾回忆到帮助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的一个细节:在确定收入篇目时,有一篇文章是刘少奇受到当时临时中央的指责而被迫写的检讨(应是刘少奇1932年3月18日写的《我的错误》),“我问毛主席,这篇文章用不用,他说不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2页。)可见,毛泽东对历史文献的研读是非常细致的,对白区工作正反两方面的观点也是非常了解的。

  其三,在编辑《六大以来》和召开“九月会议”期间,还产生了两个毛泽东称之为“副产品”的重要文献,即毛泽东为“九月会议”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以下简称《历史草案》)和阅读了九篇文献后写的读书笔记(以下简称“九篇文章”)。尽管在这两个文献中没有直接出现“白区正确路线代表”的提法,但从其中对刘少奇的评价(包括本文前述毛对刘的评价)可以看出毛对刘在白区工作的充分认可。

  在《历史草案》中,毛泽东批判了“左”倾路线在组织形态上的“极端恶劣的宗派主义”。在谈到1931年5月临时中央组成的问题时指出:在临时中央人选的委任上,出现了“故意地压抑刘少奇同志,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洛甫)”,“来掌握全党最高实权的怪事”。在“刘少奇同志”后面,毛泽东特意在括号中加写了一段话:“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此处记忆有误。刘少奇在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至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前没有变化。(详见刘少奇著作生平研究组:《关于刘少奇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考证》,《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12期。”。《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29页。)毛泽东的这段评语,显然是针对刘少奇在白区时的工作而言的。

  “九篇文章”写于《历史草案》之前,是毛泽东在编辑《六大以来》过程中,阅读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代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九篇文献后有感而发的读书笔记,有两万多字,毛泽东当时曾题名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这是一组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文献。之所以珍贵,在于毛泽东写作的动机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为了在党的会议上讲话,而是为了清理思路、总结经验,文中不加掩饰地表露了毛本人当时真实的内心思想。因此,文中用语比较尖锐,涉及不少当事人。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延安时期,除了刘少奇、任弼时等个别人外,毛泽东没给其他任何人看过。

  毛泽东在这组文章中多次提到刘少奇。在谈到白区工作时,他说:“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中,不但有刘少奇同志那样的正确的领袖人物,而且有不少类似他的同志。可惜一概被临时中央斥之为‘机会主义者’。”谈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马列主义”的特点是夸夸其谈,随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这是主观主义的胡说,而真马列主义的特点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和条件,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时,说:“‘左’倾教条主义者是前者的代表,而刘少奇同志以及还有许多的同志是后者的代表。”他还说:“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86页。从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可以看出,刘少奇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出自于毛泽东。

  当然,毛泽东的想法不是孤立的,得到了当时在延安的党内高层干部的认同和响应。陈云就是其中态度积极的一位。陈云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除讲了上述那些话外,还提出:“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补课或正位,如刘少奇将来地位要提高。”(《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页。)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部长的身份,陈云的话无疑是有分量的。任弼时、王稼祥在这次会上也充分肯定了刘少奇,讲了赞扬的话。康生在发言中检讨了过去在白区工作政策上同刘少奇的分歧,承认今天看起来是刘少奇对,并说:“主观主义的错把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那时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98页。)

  第四次是1942年刘少奇回延安途中。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奉命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历经九个多月,穿越敌人130余道封锁线,行程3000里,于年底安全回到延安。

  召刘少奇回延安是1941年“九月会议”期间,在9月26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决定的,并先后以中央和毛泽东个人名义通知刘少奇回延安并参加七大。刘少奇在回电中提出:“华中工作还有些困难,须要进一步解决。请中央考虑我可否暂缓回延安。”(《刘少奇年谱》上卷,第377页。)考虑到华中的实际情况和七大推迟召开,毛泽东同意了刘少奇的请求。不久,中央书记处主要成员张闻天向中央提出暂时脱离中央工作到绥德和晋西北考察研究。1942年1月1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张闻天的请求,并再次作出决定,召刘少奇回延安。中央电报通知强调:“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代,携带电台,动身回延。”(《刘少奇年谱》上卷,第387页。)紧急部署了华中工作后,刘少奇开始了返延的行程。

  对于刘少奇回延安之行的安全问题,毛泽东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关切。刘少奇还未上路,毛泽东就在电报中再三叮嘱:“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须加挑选与训练”。并电示彭德怀预先调查“由华中到华北道路上敌人封锁线的情形、安全保证的程度”,要求刘少奇“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刘少奇年谱》上卷,第389、391、392—393、394页。)刘少奇一行出发后,毛泽东密切关注刘少奇的行止,电示沿途各部切实保障安全。当得知刘少奇已安全抵达河北涉县一二九师师部时,他立即致电刘少奇:“安抵一二九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作周密布置。”(《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05页。)刘少奇一行过同蒲路时,毛泽东又电示一二○师暨晋绥军区林枫、周士第、甘泗淇等人:“少奇同志过路,你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12页。)刘少奇回延安之行,毛泽东仅有关安全的电报就多达十几封,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10月9日,刘少奇尚在途中,到达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了刘少奇《论党内斗争》一文。毛泽东亲笔为此文写了编者按语:“这是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期间,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06页。)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讲话中还多次提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著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他称赞说:“刘少奇的文章讲的很好”,在白区工作时“刘少奇搞黄色工会、合作社,讲他是机会主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演讲记录,1942年11月12日。)

  1943年元旦,即刘少奇回到延安的第二天,延安杨家岭大礼堂举行盛大新年团拜会。这次团拜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欢迎刘少奇从华中归来。当时在延安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几乎全数出席了这次团拜会,毛泽东和朱德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第二天,延安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刘少奇回到延安和中共中央举行盛大活动欢迎刘少奇的消息。

  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并得到党内高级干部的一致认可,有了这样的政治基础,刘少奇回到延安后职务得到大幅度提升,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二、“第二把手”是确定的,“接班人”地位则不明确

  从1943年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到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离开工作岗位,刘少奇在中央领导岗位上的时间长达23年。如果认定“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与存在是1945年七大至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与存在的时间目前在学术界仍有较大争议,由于这不是本文论述的主旨,在此不加以展开。那么,刘少奇在这段时间的政治活动又是研究“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侧面。

  刘少奇在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后,一直是排在毛泽东之后的“第二把手”,这应是不争的事实。人们当时习惯所称“毛刘周朱任”或“毛刘周朱陈林邓”,就说明了这一点。邓小平在1989年提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概念时,也是这样的排序:“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本文之所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单纯着眼于这个排序本身,而是想通过梳理这段历史,从一个侧面论证刘少奇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刘少奇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后,几乎参与了党中央的所有重大决策,并在党的重要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

  七大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的标志,继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后,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题为《论党》的修改党章报告,第一次在党的大会上全面概括和论述了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毛泽东作开幕词后,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总结了七大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向全党提出了新的任务。刘少奇还在七届四中全会、八届二中全会、八大二次会议以及七千人大会等党的重要会议上代表党中央作了主报告。

  第二,在毛泽东不能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刘少奇多次代理党的主席职务。

  1959年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在向党外民主人士解释国家主席人选方案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又已经10年了。”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代理过毛泽东职务的领导人,刘少奇是唯一的一位。

  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在党的历史文献中有过正式记载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和谈期间。

  1945年8月26日,即毛泽东赴重庆前两天,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次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致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党委通知,通报了此次会议内容:“抗日阶段瞬将完结,争取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开始,国共关系必须调整,避免内战。中央决定毛、周赴渝谈判。在毛离延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二同志为候补书记。”(《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80页。)

  对于这次赴重庆谈判,毛泽东是作了最坏打算的。就在8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过,如果谈得不好,“城下不盟”,要“准备坐班房”。毛泽东还说:“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也就能保得住”。(《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从毛泽东的这番话中可以感到,政治局的决定,是对刘少奇赋予重托的。毛泽东临行前,同刘少奇“整整谈了一天一夜”。(《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

  重庆谈判结束后,毛泽东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但由于在谈判期间精神过度疲劳,毛泽东在回延安后即住院休养治疗,直到1946年3月才开始恢复工作。刘少奇1946年3月25日在给李富春的电报中说:毛泽东身体已复原,已部分开始工作。(见《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因此,刘少奇这次代理中央主席职务,从1945年8月下旬到1946年3月,实际有将近半年的时间。

  第二次是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

  1949年12月,毛泽东受邀访问苏联。11月25日,中共中央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政治局会议,正式作出决定:在毛泽东访苏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参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32—233页。)毛泽东于12月16日动身前往莫斯科,到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在苏联逗留了近三个月,这期间,刘少奇集党政事务于一身,全面负起了领导责任。

  第三次是在1953年年底。

  这年年底,毛泽东外出到杭州主持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在12月24日毛泽东临行前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别作出决定:在毛泽东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参见《中央召开会议报告表》,见《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90页。)之所以把这个决定称之为“特别”,是有特定原因的。实际上,建国后毛泽东经常到外地视察工作和休息,一年中总有几个月不在北京,毛泽东每次外出,都是由刘少奇代理他的工作,这已成为党内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无需再作决定。唯有这次例外。这其中的背景就是在1953年前后发生的“高饶事件”。

  “高饶事件”的详细经过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笔者曾另文作过叙述,在此不多赘述,但可以肯定的是,刘少奇在这次事件中受到严重的政治挑战,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就在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征询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谁主持工作时,高岗还坚决反对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轮流吧,搞轮流好”,刘少奇也表示“轮流负责为好”(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最后是毛泽东毅然拍板作出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的表态,在整个事件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成为事件发展的转折点。高岗阴谋活动的盖子自此得以揭开。

  刘少奇在毛泽东外出期间,受毛委托主持召开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顺利地解决了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并在高饶问题解决后,配合在杭州起草新宪法的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了新宪法草案的修改和讨论,为即将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准备。

  三次代理毛泽东的职务,情况各不相同,但却足以说明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

  第三,除多次代理毛泽东的职务外,还有一次是在特殊情况下作为中央的“预备队”而被毛泽东委以重任。

  1946年重庆谈判后不久,蒋介石重新挑起内战,并于1947年初派胡宗南率重兵进攻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延安。中共中央为避敌锋芒,在与胡宗南部激战六天、歼敌五千余人后,主动撤离延安。

  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的枣林则沟召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而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为常委(后增加康生、彭真)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经五台往太行”,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30日,毛泽东将此决定致电通报正在晋西北视察工作的周恩来和晋西北根据地负责人贺龙:“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179页。)刘少奇率部到达晋西北后,又辗转来到华北,经过慎重选择,新组成的中央工委最后落脚在太行山麓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战略指挥部。

  毛泽东的这个部署是有着深远考虑的。内战初期,国内战争形势敌强我弱。在陕北战场上,国民党胡宗南几十万重兵压境,全力追击围剿中共首脑机关;而我在陕北的主力部队加上地方部队仅三万余人,两军实力对比是10∶1。在这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为了拖住敌人的主力部队,支援其他战场展开战略反攻,祭出一步“险棋”:决定中央机关不离开陕北。毛泽东对此解释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就会多下些本钱。这样,咱们负担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94页。)

  话是这样说,但对这步“险棋”带来的险境,毛泽东是有着清醒认识的:战争形势瞬息万变,面对十倍于我的强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遭遇不测。毛泽东既出此险招,就不能不留有后路。这个后路,就是由刘少奇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这实际上是作为党中央的“预备队”而考虑的。在国共两党决战的前夜,毛泽东又一次将重担托付给了刘少奇。

  第四,在中央工作分为“一线”“二线”后,主持一线工作。

  严格意义上讲,所谓“一线”、“二线”的概念是含混模糊的。中共中央进城后,从未在“一线”“二线”问题上有过正式的规定,也未对“一线”“二线”的权限和职责作过任何解释;但在实际工作中,中央高层即政治局常委的这种分工又确实存在着。

  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最早是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的。据他后来解释,提出的初衷,一是想摆脱处于一线的一些繁杂工作,集中精力思考大事。他曾在党内提出在适当时机辞掉两个主席,即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最终后者辞了,前者没辞。二是“准备后事”,“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但此后,中央工作并没有明确的“一线”“二线”之分。大约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特别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中央工作分为“一线”“二线”的情况较为明显了。毛泽东不再参加党的经常性会议,党的日常工作和政治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书记处会议则由邓小平主持,大事向毛泽东请示。这种状况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才改变。

  实践证明,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的做法是不成功的,给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带来的影响是负面的。但仅从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这一点看,刘少奇的地位则是不言而喻的。

  在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刘少奇“第二把手”的地位是确定的,但由此认定刘少奇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却值得商榷。

  通常认为刘少奇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的根据主要有两个:一是1959年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二是1961年毛泽东同蒙哥马利的一次谈话。

  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如前所述,主要基于毛泽东退居二线的考虑。何况在我国的领导体制中,国家主席只是名誉职务,并没有实际权力。事实上,在最初考虑国家主席人选时,除刘少奇外,还考虑过朱德、董必武等。由于朱德力辞,同时考虑到年龄、党内分工等原因,并由毛泽东出面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加以解释,刘少奇才得以当选。因此以刘当选国家主席来作为刘是毛认定的接班人的依据似乎不充分。

  毛泽东1961年9月在武昌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倒是明确说过他的继承人(即接班人)是刘少奇。关于这次谈话的记载有两个版本。

  蒙哥马利在他回国后写的《三大洲》一书中是这样记述的:“我接着就问到他的继承人。”“他说,在中国,继承是清楚的,并且已经确定了——那将是刘少奇。我问,刘以后又是谁呢?他说他不知道,也不过问;他本人将同卡尔·马克思在一起,他们在中国能够为自己解决这件事。”以外交部官员身份陪同蒙哥马利在华参观并参加这次谈话的熊向晖的回忆,同蒙哥马利的叙述大体一致。蒙哥马利问:“主席现在是否已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82页。)

  这次谈话通过蒙哥马利的著作捅向了全世界,我国外交部也曾以内参的形式在国内小范围作过通报,自然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反响。但这次谈话前后,毛泽东并没有在党的会议上提及此事,从笔者目前了解的资料看,也没有在党的高层中进行过议论。毛泽东在其他外交场合包括同兄弟党、兄弟国家领导人的谈话中,均没有做过如此明确的表示。选定接班人这样关乎党的前途的大事,竟只和一个西方人士谈及,似乎有悖常理。

  这个事件中有一个背景细节似乎被人们忽略了。据熊向晖回忆,蒙哥马利在太原、包头、西安、洛阳等地参观时,十分关注毛百年以后的接班问题,多次委婉地向接触的群众及熊本人提出询问。这一动向熊向晖及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于是,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谈话之前,已经对此问题作了准备,甚至还问过熊向晖“接班人”同英文“successor(继承人)”的不同含义。

  蒙哥马利在同毛泽东交谈时,兴趣点似乎并不在刘少奇身上,而是在毛刘这一代人之后。在毛泽东回答接班人是刘少奇之后,蒙马上接问刘以后是谁,毛以“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作答,话题就此打住。显然,蒙哥马利更想了解的是毛刘这一代人之后的接班人问题。

  可以佐证的是,在美英等国近期解密的档案中,也透出当年的这种动向。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情报部门一直在关注中国高层的动向,特别是毛之后的接班人问题,并作过种种推测。(参见胡礼忠:《美国中情局五次预测毛泽东接班人》,《世纪》2008年第4期。)

  联想到蒙哥马利的关注点,想必这之间应该不是巧合。

  那么,从以上细节中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在同蒙哥马利的谈话前,已从熊向晖的汇报中以及其他渠道,得知西方国家在密切关注中国政局的动向,特别是关注毛以后的接班人问题,而毛泽东的回答,则更多带有外交上的策略意义。

  从七大到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毛泽东对刘少奇是信任和倚重的。尽管其间有过高饶事件的波折,但最终得以平息。在这段时间里,毛刘的关系应该还不是“接班”与“被接班”的关系,毛刘基本是同一代人,开国初期还都年富力强,考虑接班问题为时过早。而在进入晚年需要认真考虑接班人问题时,毛泽东的思路已开始偏离了。这种偏离,预示着党将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作者马云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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